法治似灯火，照亮市井街巷；律途如长歌，唱响正义华章。在法治文化与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城市，一位律师以躬身践行的姿态，为坚守正义写下生动注脚。他深耕法律一线十五年，从人民教师蜕变为资深合伙人，始终将严谨的法理逻辑、永不弯折的赤诚之心贯彻在每一份委托中。他以过硬的专业构筑起法治的基石，以担当和责任践行着律师的使命，让每一份托付都有回响。岁月流转，案卷更迭，他心中对公道的守望始终炽热如初。

嘉宾介绍

邵亮律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先后取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现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邵亮律师加入永衡律所之前，曾是一名站在讲台上的人民教师，现为江苏永衡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长期从事政府、大中型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在政策文件合规性审查、招商引资、环境保护、国有资产管理、重大项目投资、银行金融风险处置、电商平台治理、数据资产合规与处置、房地产开发投资、工程全流程管理等领域有较为丰富的服务经验。

邵亮律师曾先后主办诸多重大疑难的民商事诉讼，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疑难案件再审策略论证方面形成体系化实务经验。

带领精品团队坚持“少而精、专而深”的办案理念，致力于为政府、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提供从事前治理到争议解决、困境拯救的一体化法律方案。

服务客户主要包括苏州市政府、盐城市司法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南京市雨花台区司法局、淘宝、天猫、闲鱼、支付宝、夸克等阿里巴巴系企业、宁德时代、拿森科技、民生银行、建设银行、江苏省环保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华侨城集团、盐城港集团、南京颐居建设公司、江南水利水电工程公司、南京高科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等。

志之所趋 无远弗届

Q1：人生会面临很多选择，对于广大学子而言，高考志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择，您当初为何选择法学？与法学的缘分从何时开始？

邵亮律师：说实话，这里没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我没有在某个瞬间被一句话点醒，也没有遇到一位改变我人生的引路人。填志愿那年，我在几个文科专业之间犹豫，最后选法学有现实和直觉两层原因：一层是它当时是最热门的文科专业；另一层是心里隐约觉得，法学是一门可以讲道理的学科。

真正入门是在中南政法学院。通过老师的授课讲解，我这才意识到，法律不是一堆需要背下来的规则，而是一套解释与论证的方法。那一刻，我对法学的兴趣，从“学一门专业”变成了“想弄明白它为什么这样运作”。

后来读硕士、读博士，这份兴趣没有衰减，反而越来越具体。我慢慢明白，法律最迷人的地方，是它不允许你说“我觉得、我认为”——你必须说“因为、所以”。

所以，如果问我与法学的缘分从何时开始，我更愿意说，它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越懂它，越知道它难；越知道它难，越想了解。这条路我还没有走到终点，正如题中“志之所趋，无远弗届”所言——方向定了，路远一点也没关系。

Q2：从高校来到律所，您经历了怎样的职业选择？

邵亮律师：我在高校那些年，讲的是“应然的法”，条文该怎么理解，通说与少数说如何取舍，判决理由是否经得起检验。讲得越久，心里有个疑问越挥之不去——我评判的那些判决，是别人做出来的。我熟悉判决书的写法，却不熟悉一份判决背后，法官面对的是怎样残缺的证据、怎样的当事人、怎样的时间压力。

后来我慢慢明白，法学有两半，一半在书里，一半在案卷里。我前半程读的是书里那一半，读得还算扎实；但不走进案卷，我对“法律如何运作”的理解始终隔着一层。

为了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到现场，我来到律所。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句话在讲台上讲，是一句名言；在法庭上讲，是一种切肤之感。

千磨万击还坚劲

Q3：初入律所，您是否也有迷茫与焦虑，是如何克服的？

邵亮律师：有，而且不轻。

从讲台到法庭，最大的落差不是知识，而是身份。在课堂上，我是可以给出答案的人；到律所的头两年，我是不知道答案、还得让人相信我能找到答案的人。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你明明懂原理，却不知道立案要带哪几份材料；你能在论文里辨析论证，却不知道一份证据目录该怎么编。

我的办法很笨，就三条。第一，把姿态放低，把基本功重学一遍。写第一份起诉状时，我把它当成一篇论文来写，先列请求权基础，再列要件事实，再逐一对应证据。写得很慢，但写完这一份，后面就快了。基本功这件事绕不过去，只能一页一页地补。

第二，复盘。每个案子结案后我都自己过一遍，哪个判断对了，哪个判断是运气，哪个环节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没有复盘，十年经验可能只是一年的经验重复十次。

第三，承认焦虑是常态，但不让它变成动作。焦虑让人想接更多的案子、想更快地见效，而这一行恰恰是越急越容易出错。

Q4：遇到难啃的案件，您是如何处理的？

邵亮律师：我的习惯是先不谈方案，先做三件事。

一是把事实重新捋一遍。多数“难案”难在事实没捋清，当事人讲的是情绪化的版本，卷宗里是残缺的版本，而真相往往卡在某个没人注意的细节上——一份对账单的日期、一次微信里的确认、一个快递的签收记录。我要求自己把时间轴画出来，把每一份证据放到时间轴上，看看哪里有空缺。

二是把请求权基础摆出来。一个纠纷往往有好几条路径：合同、侵权、不当得利、物权返还，各自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都不一样。有时候不是案子打不赢，是路选错了。请求权基础这套工具，在课堂上是方法，在法庭上就是胜负。

三是把最坏的结果先想清楚。这个案子如果败了，最坏到哪里？能不能通过程序——管辖、追加当事人、保全、另案——把风险切开？想清楚底线，才敢在法庭上做取舍。

难案之所以难，往往不是对手强，而是信息不全、路径不清、预期不明。这三件事做完，“难”就会变成“复杂”——复杂是可以拆的，难是没法下手的。

Q5：您印象最深的历经艰辛但赢得十分漂亮的案件是什么？事后复盘，您认为是哪个决策挽救了局面？

邵亮律师：请允许我回答得套路一点：让我印象最深、赢得最漂亮的案子，我一直希望是下一个。事后复盘是肯定要做的，每一个案件都要做，但不存在哪个决策挽救整个局面的说法，法律是严谨的，不存在故事里突然冒出来的青天大老爷，也不存在灵机一动扭转全局的大英雄，所有的胜诉都是建立在准确的请求权基础，扎实的证据以及严密的论证这一整套法律逻辑之上的。

Q6：初入职场的年轻律师会有畏难心理和不自信，您有什么建议？

邵亮律师：三点。

第一，把“不自信”和“不专业”分开。不自信是情绪，不专业是事实。年轻律师真正要盯的是后者。这个法条查没查准，这个程序走没走对，这份文书有没有把话说清楚。专业度上去了，自信是副产品；专业度上不去，硬撑出来的自信最危险。

第二，允许自己在小事上犯错，但不要在大事上试错。成长路径应该是在小事上反复做到位，形成肌肉记忆，等到大事来临，才有可依赖的直觉。

第三，找到一个可以问的人，并且学会怎么问。不要问“这个案子怎么办”，要问“我现在的思路是甲，理由是乙，您看哪里有问题”。前者是把问题丢给别人，后者是把问题想清楚了再请教——这两种问法，得到的成长完全不同。

最后一句，畏难，说明你知道这件事的分量，这是好事。真正危险的是你觉得什么都很简单。

Q7：在承办的案件里，有没有反复出现、连资深执业者都容易栽的“问题点”？您是怎么识别并提前化解的？

邵亮律师：有几个点，几乎每个案子都值得看一眼。

第一，请求权基础选错。这是最隐蔽也最致命的。当事人说“他欠我钱”，你按合同纠纷起诉，结果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其实不当得利那条路一直开着。路径错了，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管辖全都跟着错。识别办法很简单：立案前把可能的请求权基础列全，逐条比对构成要件，再问自己一句——这条路走不通，退路在哪。

第二，期间。诉讼时效、上诉期、申请再审的六个月，这类错误不带任何技术含量，却每年都有人栽。我的习惯是在案卷首页贴一张时间表，把所有期间标出来。

第三，主体与管辖。原告不适格、被告漏列、管辖约定无效——很多案子在立案阶段就埋了雷，等到二审才发现，代价极大。

第四，证据的原件与形成过程。复印件、截图、单方制作的对账单，庭上一被质疑就散；真正扎实的，是形成过程清楚、可以相互印证的那一组证据。

还有一点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当事人的预期。案子赢了当事人不满意，案子输了当事人反过来追责，这往往不是法律问题，是沟通问题——一开始没把最坏结果说清楚，后面所有的努力都会被这笔账抵消。

我的化解方式，是把它变成清单。立案前过一遍，结案后再过一遍。清单不保证不犯错，但能保证不犯同样的错。

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Q8：初心为锚，专业为基。您如何保持专业性？

邵亮律师：三个动作。

第一，保持输入的结构化。零散地看文章、刷案例，看起来勤奋，其实收效有限。我要求自己在某个阶段集中攻一个领域：把这一块的规范、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学理争议做成一份自己的文档。做完一份，这个领域才算真的进去了。

第二，把办案中的问题反过来变成研究题目。案子是最诚实的老师，它不问你是不是名校毕业，只问你答不答得上来。遇到答不上来的，就记下来、查清楚、写成笔记。这些年积累下来，反而是最有用的东西。

第三，接受“被推翻”。专业性的敌人不是不懂，是自以为懂。我习惯在给出结论之前先找人抬一杠——团队里年轻人的意见常常是最好的检验，因为他们没有路径依赖。

Q9：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和政府法律顾问服务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什么？

邵亮律师：两者看似相近，其实侧重不同。

企业顾问的基本功是“懂生意”。企业不需要你告诉他法律怎么规定，他需要你告诉他这件事能不能做、怎么做成本最低、最坏的结果兜不兜得住。所以要先看懂它的商业模式：钱从哪儿来、风险在哪里、监管的红线在哪里。法律意见如果不能嵌进商业决策，就只是一份正确的废话。

政府顾问的基本功是“懂边界”。政府行为讲合法性，也讲程序、讲权限、讲比例。你要能分清哪些是法定职责、哪些是裁量空间、哪些一旦越界就是败诉的风险点。同时还要明白，政府的很多决策不是在“合法与违法”之间选择，而是在“几个都不完美的方案”之间取舍——这时候顾问的价值是提供可执行的合法性方案，而不是简单说“不行”。

共通的基本功只有一条：把复杂问题说清楚。一份没人看得懂的法律意见书，写得再对，也没有价值。

Q10：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正“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年轻律师如何抓住机遇？

邵亮律师：我给三个具体建议。

第一，别急着做“AI 律师”，先做“懂行业的律师”。这个领域最缺的不是知道大模型原理的人，而是能看懂一类业务的人：数据怎么流转、算法怎么决策、平台怎么治理、监管怎么落地。选一个细分场景扎进去——数据合规、平台责任、算力交易、智能终端责任，任何一个做深，都够吃很多年。

第二，把新问题翻译成旧框架。法律的基本工具没有变，合同、侵权、权利归属、责任分配。AI 带来的新问题是——训练数据算不算合理使用、生成内容的权利归谁、算法歧视由谁担责、平台义务到什么程度。谁能把这些新问题准确放进旧框架里，谁就能给出可用的答案。

第三，跟着监管走。这个领域规则变得快，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标准指南一年好几版。年轻律师的优势是学得快、没有包袱，把规则跟踪做成日常，两三年就能形成别人没有的信息差。窗口期不会太长，现在进去是第一批，再等几年就是第 N 批。

Q11：作为合伙人，您认为留住长期大客户的核心靠的是什么？

邵亮律师：不是关系，是可预期性。

大客户换律师，通常不是因为某一次败诉，而是因为“不知道你会怎么干，没办法预期结果”。所以我的做法是把服务做成可预期的,节点清楚、口径一致、坏消息第一时间说。

具体三条。第一，把坏消息前置。案子有风险，第一时间讲，讲清楚风险有多大、我们的应对是什么。客户最怕的不是坏结果，是突然的坏结果。第二，判断要给出理由。客户要的不是“我建议这么做”，而是“为什么这么做、还有哪些选择、各自代价是什么”。给了理由，客户才能自己拍板；拍了板，后面才不会互相埋怨。第三，把团队稳定住。客户认的是团队而不是个人，所以我坚持团队作业、文档沉淀——即使经办人换了，客户感受到的还是同一条线。

说到底，长期客户留的不是律师，是信任。信任是一次一次积累起来的，也能一次一次消耗掉。

Q12：您的客户覆盖环保、房地产、金融、新科技等多元行业，您如何快速理解一个全新行业的商业模式和法律风险点并将法律建议贴合客户逻辑

邵亮律师：我有一个固定的“四问”。

第一问：钱怎么进来，怎么出去。任何一个行业，收入结构决定合同结构，合同结构决定风险分布。

第二问：牌照和监管在哪。谁发牌、谁监管、违规的后果是什么，这一问划定业务边界。

第三问：最怕出什么事。安全事故、数据泄露、资金链断裂、行政处罚、群体性纠纷——每个行业都有它最怕的那件事，那件事就是法律风险的重心。

第四问：谁在跟谁博弈。上游、下游、平台、监管、消费者，利益格局清楚了，合同条款的攻防点就清楚了。

这四问，通常一两天能问出个轮廓，剩下的靠两件事补齐：一是读这个行业的三五份裁判文书，看看纠纷长什么样；二是跟客户的技术或业务负责人聊两个小时，了解生意怎么转。

我不喜欢“通才律师”这种说法。所谓跨行业，不是什么都懂，而是有一套能快速进入任何行业的方法。

Q13：您同时是团队和律所的重要管理者，在管理层面，您最强调什么？

邵亮律师：三件事，选人、标准和担当。

选人比培养重要。这个行业最难的是判断力，而判断力很难教。所以我更看重两点：一是肯不肯下笨功夫，二是遇到不懂的事会不会诚实地说不懂。前一条决定他能走多远，后一条决定他会不会走歪。

标准比制度重要。制度管得住流程，管不住质量。我带团队坚持“少而精、专而深”——案子不接多，接了就做到能拿出去讲课的程度。这个标准一旦立住，很多问题不用制度去解决，不合格的文书自己就过不了关。

还有一点，管理者要舍得把功劳让出去，把责任接下来。团队愿不愿意跟你干，看的不是你多能干，是你关键时刻站不站在他们前面。

衣带渐宽终不悔

Q14：律师应当坚守什么样的底线？

邵亮律师：三条。

第一，不骗。不骗当事人，不骗法庭，也不骗自己。对当事人，坏消息要讲；对法庭，事实和证据要实；对自己，不能把“这次侥幸赢了”当成“这样做没问题”。

第二，不越界。律师的权利来自法律，也止于法律。一次越界就够毁掉整个职业生涯。这一行的风险很特殊，不是慢慢变坏的，是一下子就没了的。

第三，不辜负。当事人把最要紧的事交给你，这份托付是有重量的。可以不接案，但接了就要尽力；做不到的时候，早说。这与我们挂在盐城分所的所训“重托所系 义不容疏”正相呼应。

Q15：在您深耕的这十多年里，您发现的民商事争议解决环境发生过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哪些“打法”已经丧失重要性、哪些新的能力正在变得关键？

邵亮律师：最深刻的变化，是“信息差”的消失和“程序密度”的上升。

过去打官司，谁更熟悉程序、更快找到类案、更清楚法官的关注点，谁就占优势。现在这些正在被迅速抹平，法规检索、类案检索、文书起草，工具几秒钟就能做完。靠“知道得多”吃饭的打法，价值在快速下降。与此同时，案件的程序密度明显上升——管辖异议、保全、鉴定、举证期限、二审与再审的门槛，每一个环节都比十年前更精细。一个程序上的失误，可能让实体上完全占理的案子直接出局。

所以现在真正关键的能力有三个。一是事实能力，谁能把一堆零散材料整理成一条清楚的时间轴、一组相互印证的证据，谁就先赢了一半——这个能力 AI 替不了，因为它需要跟人打交道。二是解构能力，把纠纷拆成请求权，把请求权拆成要件，把要件拆成证据，这是把复杂问题变得可处理的能力。三是判断能力，什么时候和解、什么时候死磕、什么时候止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对客户处境的理解。

一句话过去靠“知道”，现在靠“想清楚”和“做扎实”。

Q16：最后，现在很多年轻律师在焦虑“被AI替代”，您如何看？

邵亮律师：我的判断是AI 替代的是“动作”，不是“角色”。

写文书、查法条、做检索、整理卷宗，这些动作正在被替代，而且会替代得很彻底。但律师这个角色做的是另外一些事，判断、说服、承担。判断，是在信息不全的时候还要做选择——真实的案子往往是你连问题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说服，是面对一个具体的人，靠的从来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信任的建立；承担，是结果不好的时候站出来。AI不会因为一份败诉判决而睡不着觉，这一条它永远替代不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跟 AI 比谁写得快、查得全，那是必输的赛道。要往它到不了的地方走——去见人，去现场，去承担。工具变了，手艺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