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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衡原创】对民事起诉“有明确的被告”明确程度的探讨

日期: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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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可见,“有明确的被告”是原告起诉的法定条件之一。对于何谓“明确的被告”、应当明确到何种程度,司法实务中各地法院掌握的标准不统一,给原告起诉带来诸多不便。本文以上海市某法院的做法为例,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自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对起诉条件只进行形式审查,如何理解“有明确的被告”,学术和实务界各抒己见,各地法院的认定存在不同理解。目前主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明确的被告”是指原告起诉时必须提供被告的身份资料,如被告是自然人,则需要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或户籍人口基本信息,或常口信息库资料等相应的户籍证明资料;如被告是法人等组织的,则需要提供工商登记资料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另一种意见认为“明确的被告”是指能够确定被告的身份,即将被告予以固定、特定化,方便与他人区分,如有明确的姓名、住所等。

最近,笔者代理原告分别到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立案,就真真切切体会了一次对此问题不同的理解给立案带来的便捷和困惑。

在江苏省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立案,代理人向立案窗口递上起诉状和证据清单后,立案庭法官对起诉状初步审查后,简单询问了一下被告的基本情况,查明被告的身份信息来源于合同主体信息的记录,并告知如果按照起诉状地址无法送达,是否同意公告送达等问题后,就出具了受理通知书,前后用时不到10分钟,十分简捷、方便,效率很高。

在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立案,代理人同样向立案窗口递上起诉状和证据清单后,立案庭法官很认真地翻阅起诉资料,然后问代理人,怎么没有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回答说,由于原、被告之间存在纠纷,意见分歧很大,被告拒绝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不得已才到法院提起诉讼,但原告通过其他渠道获悉了被告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址和居民身份识别号码等居民身份证信息,且在起诉状中已经一一列明。立案法官告知,在上海立案必须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其他能够证明被告身份的证据,否则不予立案。代理人苦苦哀求并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08条、209条之规定要求立案,并提出如果不立案,请出具不立案的法律文书。立案庭法官无奈之下提出,如果一定要立案,你可以向立案庭申请人民法院调查令,到被告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调查被告户籍人口基本信息或常口信息库资料。这样,代理律师持法院调查令至被告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调取了被告的身份信息,行程80多公里,耗时一天。

     下图为上海市某法院开具的调查令和律师从公安局派出所调取的被告户籍人口基本信息或常口信息库资料。

     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权威学者的注释

(一)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

第二百零八条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百零九条 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

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三) 沈德咏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如果从民事案件实体处理的角度而言,“明确的被告”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形式上有“明确”的可识别的被告,即既要有具体的告诉相对方,明确相对方是谁,又要有具体相对方确切的所在,明确相对方的地址住所,通过身份和空间处所两个要素把相对方固定成为“明确”的被告。二是实质上有合适的“被告”,即不仅要明确告诉相对方形式上的身份(姓名、性别、年龄等),还要明确相对方与原告之间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及相关证据。

(1)立案阶段“明确的被告”的形式标准

 对于起诉要有具体的告诉相对方,明确相对方的姓名、年龄、性别等形式要素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是否要有明确的所在,也即是否要明确被告具体、真实的空间处所,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只要提供了“明确的”所在即可;至于这个“明确的”所在是否客观真实,均不影响原告的起诉。另一种意见认为,明确具体且客观的所在是“明确的被告”的基本要素,不可或缺。

 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而言,确定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条件中的“有明确的被告”主要在于确定被告的身份能够被识别,从而避免被告同他人的身份相混淆。故只要能够通过姓名、性别、住所等内容将被告独立识别出来,则原告的起诉就是符合条件的,而没有必要要求在识别出来被告之外,原告还必须提供准确无疑的住所,从而能够找到被告,向被告直接送达起诉状。因此,明确被告确切无误的住所并不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明确的被告”之精神。对此,前述法释〔2004〕17号批复中关于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的进一步处理意见体现的就是上述处理思路,即在原告所提供的被告能够被识别出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以供人民法院进一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而对于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不能裁定驳回起诉或者裁定终结诉讼,而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2)起诉阶段“明确的被告”不等于适格被告

 原告起诉是因为其权利受到侵犯或其权利需要确认,为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被告被诉则是因为被指控使原告的权利受到了威胁或损害。人民法院在审查立案时只要明确谁是被告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被告是不是符合条件的适格被告,在起诉时无须确定,因为被告是否符合条件,一般只有经过实体审理才能确定。也就是说,法律要求“有明确的被告”,该条件的重点在“有”字;至于该被告是否必须是适格的被告,需要人民法院经民事实体审理后才能做出判断。人民法院不能在立案阶段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即裁定对于案件不予受理。在原告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如果发现原告的起诉与被告并没有法律关系的,即被告不适格的,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在立案阶段,对“有明确的被告”的判断主要考察被告是否符合可识别的标准。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第一百二十一条及本条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在确定是否受理原告起诉的问题上,主要应从被告的身份、住所地两方面去审查;原告是否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则不是立案阶段审查的问题,而是审理阶段实体裁判的内容。至于明确的被告,其审查标准在于能否将被告同其他单位或者自然人的身份区别开来。故本条第一款规定了原告在起诉时,必须提交能够证明被告身份的相关材料,如被告的住所、联系方式、身份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这既便于送达诉讼文书,也便于在执行阶段建立诚信系统。第二款规定了若原告不能提供被告的详细信息,从而无法识别被告身份的,可视同“被告不明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限期补正,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补正的,可以被告不适格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当然,原告因客观因素限制无法准确提供被告的身份、住所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核查。

 3)可识别性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从本条规定来看,原告只要能够通过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则被告就是能够被识别的,即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而对于起诉状列写的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其补正。比如,原告起诉张三偿还借款,为此提供了张三系某村的人,但是经人民法院审查,该村有三个张三,而原告并不能明确是哪一个张三向其借款,则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告知原告予以补正。而如果原告能够提供该张三的身份证号码,则原告的补正是符合被告可区别于他人的可识别标准。如果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则应裁定不予受理。

三、对上海市某区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或开具调查令由代理律师调取被告身份信息的评价

经笔者初步针对上海某法院与江苏省各地法院对比,既然实践中争议较大,观点不一,就应当恪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择优选择最佳方案。对于上海某法院的规定本无可厚非,均有其解决的实践问题,鉴于存在争议,亟需实务统一规则,有依据可循,笔者针对上海某法院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一)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121条第二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09条的规定,原告起诉时,需要有明确的被告。对被告只要求明确即可,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正义,因为被告是否符合条件需要经过审理确定,“明确的被告”主要在于确定被告的身份能够识别,从而避免被告同他人的身份相混淆。“明确的被告”应主要包括的内容是:形式上要有具体的告知相对方,并提供确切的地址,即要明确起诉的是“张三”而不是“李四”,且此处起诉的“张三”不是别处的“张三”,这时须通过提交起诉状载明的身份信息和地址两个要素将对方界定为“明确的被告”。总体而言,原告起诉向法院提供明确的被告并没有要求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开具调查令由原告代理律师调查被告身份信息的依据。

(二)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有悖方便诉讼的司法理念。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保障公民的权益。2015年5月1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在全国法院正式实施。从“审查”到“登记”,这是我国司法领域一场坚决、彻底的改革,切实地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意味着我国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该制度表明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起诉材料,人民法院就必须予以登记立案,极大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

反观,上海市某区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有些强人所难。一般情况下,由于原告、被告纠纷较大,问题难以解决才会提起诉讼,被告是不会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协助原告起诉的。律师持调查令到被告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调查身份信息,困难重重。一是原告无法获取被告准确的户籍管辖派出所信息;二是基层派出所对些业务不熟悉,出具的证明材料也五花八门,名称、内容也不统一,同样内容调查令,上海有的派出所出具的是户籍人口基本信息,有的派出所出具的是常口信息库资料。三是如果被告人数众多、户口又在不同的省份,或被告为外国人,导致调查被告的身份证明成本太高,这无疑会浪费当事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诉累,成了变相的立案难。导致原告对此不满,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有悖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

(三)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有画蛇添足之嫌。

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09条规定,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当原告去法院立案提交起诉状时,只要起诉状上明确写明被告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地址、电话等同样可以证明被告明确,因此,将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实属没有必要。当前的诉讼改革尽量减少冗杂的环节,以便当事人行使权力,避免诉累。上述中上海某区法院的真实案列,立案提交的起诉状写明了被告的身份证号码,这也就是将被告特定化,足够证明此“张三”不是彼“张三”,立案庭要求提供身份证明莫不是多此一举?

四、司法建议及改进措施

针对我国现行民诉法对各类案件的立案标准、原告起诉时应向法院提供的诉讼材料未作具体规定,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应当有明确的被告”。据此,各法院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相应制定出各类案件的立案标准及起诉时当事人必须提供的材料等一系列不同规定,由此造成了立案标准的不统一。同时,立案标准不统一,使得立案因法院而异,因人而异,给当事人的诉讼带来了诸多不便,当事人往往需来回奔波几次,才符合立案“标准”,引起当事人不满。亟待统一立案标准,规范立案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建议,法院对于“明确的被告”理解是只要原告在提交起诉状时提供了被告基本身份信息,不要求提供身份证明,就能够予以登记立案。既能够便利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又能够充分合理的利用诉讼资源,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吴廷军:《对法院立案工作的一点建议》,载《中国法院网》2005年8月。

[2]王长军:《立案时原告是否必须提供被告的身份证明》,载《中国法院网》20085月。

[3]徐隽:《立案登记制撬动法院全方位改革》,载《人民日报》20178月。

[4]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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